人類是社會性動物,大概沒有人會反對,這畢竟是比甚麼人生而平等的鬼話更不證自明的事。武漢肺炎入城一年,社交距離四字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專有名詞和地道俗語,人類忽然有了與他人疏遠的義務,叔本華說的「要麼庸俗,要麼孤獨」,大抵可以改成「要麼孤獨,要麼播毒」。只是「社交距離」四字是有問題的,病毒是透過飛沫傳播,為免感染,人們應該保持任何形式的距離,臉部美容和牙科檢查等非社交活動的傳播風險,未必低於朋友間的社交會面,要保持的是物理距離,與傳播途徑相關,與活動目的無關。當然,跟毫不相識的人共處時不會說話聊天,與朋友則會談話,傳播風險也許有差異,但這也是取決於傳播途徑。


社交說得不對,距離也有問題,回到香港,一點五米的社交距離標準是官方也承認的沒有科學根據的,即是政權只是意思意思,可是時間長了,大家習慣了一點五米這個官定的距離,便可能倒果為因,以為這就是病毒傳播的最遠距離,過外便完全安全。


也許有人認為毋需執着用字,反正也不是不習慣政府的習非成是,既然都明白字語的用意,何必計較其真正的意義?可是語言主宰思想,抗疫政策也極不合比例地壓制社交活動,對上班上課等超大型聚集卻反應遲鈍,老是呼籲市民不要聚會,卻沒有理會密集封閉的工作地點風險更大。


所謂的社交距離措施徒有其表,即使撇下選擇性執法不談,緊急法的法令也定義不清,若嚴格執行起來,離開家門基本上已有犯法風險,畢竟沒有人能真正保證方圓一點五米的聖地沒有外人來犯,若以警察自行演繹的尺度,不論距離,只要有共同目的便算聚集,那只要今夜星光璀璨,兩個素昧平生、相隔天涯的多情人在歸家途上同時仰望星河,也沒有不去自首的理由。口罩令同樣生趣,如果你忘記戴口罩外出,最好的方法未必是跑回家或到藥房買口罩,反而是趕快買一串魚蛋慢慢吃,先確保符合法例,做個守法好公民為妥。


言歸正傳,抗疫曠日持久,投入的不僅是百姓性命和醫療人手物資,還有社會整體的心理資本,但我猜想食衞局和衞生署官員之中,沒有一個人知道甚麼是心理衞生吧,猶記得政府曾以市民身心健康為由,讓美容院和健身中心在限制下繼續營業,其他指定處所則要關閉。令人失笑,原來這就是政府眼中的身心健康活動,除了最近再重開的運動場,便沒有其他照顧大眾因抗疫衍生的心理健康問題。


庸碌的官員努力推動社交距離,把疏離描繪成必要之惡,卻完全無視大眾的心理需要。關於壓力與免疫力關係的研究,也顯示了當壓力時間長,免疫力便會降低,而為期已經一年的武漢肺炎疫情,是延續不斷的長期壓力,超出很多正常人的心理負荷,政府不是不知不覺,就是視若無睹。


我想病毒肆虐之下,一般人最大的心理負荷來源就是孤獨,孤獨會衍生很多疾病問題,問題嚴重得讓英國前首相文翠珊特別設立了孤獨事務大臣一職,專門應對英國主要是老年人的孤獨問題。反觀香港政府長期將社交污名化,宣傳社交隔離是公民責任,對緩解孤獨感毫無好處,反增大眾壓力。


孤獨的後果可以非常嚴重,因為人類是社會動物,我們多少會參照他人對我們的觀感來塑造自我形象,即是透過別人的眼睛觀照自己,也會在與他們的交流時獲得啟發和新觀點,以及疏導情緒,即使是性格特立獨行的人,也很難完全割斷對別人的依賴,就算你可以無視世人,首先也先得有世人的存在,你才可以無視,建立你不食人間煙火的身份認同。在完全孤立的環境中,沒有了參考比較,就沒有了自我,人便會不知所措,生活的結構由此瓦解,帶來壓力和連串問題。其實這就是監獄內獨立囚禁的狀況,所以這種囚禁方式有很大爭議,有些地方也不再會獨立囚禁犯人。疫境之下的香港人雖不致完全孤立,但整體孤獨感上升,自我形象落低,加重焦慮、抑鬱和其化情緒病症風險。


當然,公共衞生安全在合比例的情況下是凌駕性的,但我們至少認知到社交在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,即使未能面對面相聚,亦應盡量打電話等方式交流,聲音可以傳播情緒,視像通話更佳,遠勝冷冰冰的文字短訊,貼紙和表情符號不能取代聲音中的抑揚頓挫,也沒有在視像通話是看見親朋臉孔的喜悅。若有壓力徵狀,應遠離新聞等壓力源,可以運動和靜觀等方法保持愉快,透過聽歌等其他有興趣的活動紓緩壓力,清空情緒,與朋友傾訴,永遠是最簡單有效的方法。但我們需注音一點,深度的交流有助情緒健康,但掃讀社交媒體並非真正交流,很多時候都只是令用家更不快。


人的心理容量是有限的,政府不斷增加社會的負擔,近日不停突襲封區,多數無功而還,擾民不斷,徒添煩亂,未從真正照顧民眾心理需要,宣傳策略上不斷推卸責任,從未有宣傳和支援,只是怪責市民抗疫疲勞,像是說市民都是耐不住寂寞的貪玩孩童,但渴望交流是人類的天性,保持社會的心理彈性,本應是抗疫持久戰的重要一環,怎會是一句抗疫疲勞了得?


社交距離和病毒傳播距離是兩種概念,疫境困難重重,我們更應互相支持,怎可以保持社交距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