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看了一本挺有意思的書，冬子的《借山而居》，講述一個年輕畫家放棄了油畫老師的穩定工作，帶上幾十元走上終南山定居，住農舍、養雞、養狗，種菜、寫字、畫畫…歸隱田園般的生活，一過就是幾年。

撇除衣食住行等生活的不便，田園生活在冬子的筆下變得相當浪漫。每日睡到自然醒，不用上班，做完家務農活就是曬曬太陽，寫字畫畫的收入足夠應付開支，偶爾有朋友筆友慕名而來，抽煙吹水不覺寂寞。

像冬子這樣的隱士，通常都有一套厭世的理論。他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是一場騙局：頂層階級向普羅大眾洗腦，有樓、有車、兒女上名校、穿名牌衣服，等如標準的幸福生活，千萬計的農村人湧進城市，為了以上的物質營役一輩子，結果卻是離幸福遠來愈遠。

非常老套的心靈雞湯，難得是他真的付諸實行了。

人的生活有四種可能性，最好的是「過到自己，過到人」，自己喜歡、親戚朋友又認可，當然幸福美滿。最差的是自己和他人都不接受的生活了，所以高曉松一句「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，還有詩和遠方」傳遍大陸，因為有太多人只能依靠希望過日子。

尷尬的是中間的兩種可能性。大部份的白領，過的都是「過到人，過唔到自己」的生活，穩定的收入、前景，按照軌跡可以慢慢結婚、買樓、生仔，一切按照長輩最樂見的模式推進，但心底總是有點不滿，總覺得這樣過一生有點太無聊了，但又沒勇氣跳出這個圈。

所以，很多人羨慕冬子能夠作出歸隱田園的抉擇。

然而，另一種尷尬是「過到自己，過唔到人」，冬子自述，雖然在山裡的生活很愜意，但每次回家都要被家人含淚批評，被罵「沒出色」，他想出世，但家人希望他入世，兩個世界牛頭不搭馬嘴，但面對這種「愛的批評」，再豁達的人也是無力的，因為你不願意家人傷心。

其實呢，歸根究底可能是文化的問題吧。華人總是活在別人的眼光下，一舉一動都要考慮身邊人的感受。相比之下，西方的個人主義真是幸福，鬼佬成年了，是貧是富，過到自己就得，真心懶理三姑六婆的閒話，難怪他們好像都比較快樂。

（鳴謝及轉載自 北上尋寛。）